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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管理行为前言管理是一门很奇妙的学问。说它是艺术吧,它却并不乏科学规律可循,而且今天的管理已经越来越倚重科学;说它是科学吧,你却找不出任何一条管理上的公式或定律能对全人类普遍适用。这使得很多中外管理者相当困惑不管管理的手段多么高明,总有人不吃你那一套。其实,管理的特殊性归根到底跟管理对象的独特性有关。管理行为,尽在掌握管理是一门很奇妙的学问。说它是艺术吧,它却并不乏科学规律可循,而且今天的管理已经越来越倚重科学;说它是科学吧,你却找不出任何一条管理上的公式或定律能对全人类普遍适用。这使得很多中外管理者相当困惑不管管理的手段多么高明,总有人不吃你那一套。其实,管理的特殊性归根到底跟管理对象的独特性有关。管理的对象是人,这是管理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区别。无论是天文地理也好,物理化学也罢,它们的研究对象最多无非是整个自然界。自然界万物的繁衍生息,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一条天文学或者物理学的定律,放之四海而皆准。然而,“人”就没那么好对付了,人是最复杂的生物。人的心理和行为,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之中,世上最难捉摸的,就是人心。当代的心理学研究已经很发达,于是有人认为,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手段和成果,总能找到人类活动的客观规律吧,因此管理一定有方法。然而要知道,人的思维和行动要受经历、背景、环境乃至遗传的影响;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种族的人群,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差异极大,怎么可能存在对所有人都普遍适用的管理原则呢例如在西方已经很成熟的行为科学和组织理论,拿到中国来就未必管用。长期以来中国的管理者照搬西方的管理模式,未见有多大成效。看来身为中国人,还是得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道路。针对如何在中国土地上实施有效管理的困惑,以及系统的中国式管理模式的缺失,长期以来一直服务于国内经理人,并致力于探索开发本土化管理模式和经营策略的宝利嘉顾问团队,在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深入发掘研究,并对中西方管理特色融会贯通的基础上,推出了一套中国人管理系列图书。本套书将从中国人的习俗文化、价值取向、行为偏好、为人处世风格、沟通特色、思维方式、谋略智慧等诸多方面分析探讨中国人管理的无穷奥妙;始终着眼于“管理”二字,以期能为中国的管理者提供有价值的管理之道。中国人的管理行为就是本套书中的一本。这本书探索和研究的,是中国人作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他们在行为上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人类管理行为的历史,已经有好几千年了。自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无时无刻不伴随着管理行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活动的历史,就是一部管理行为的历史。而就每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而言,可以说他既是管理者,同时又是被管理者。企业要想有效实施管理,就必须了解每个成员的心理、行为特征,而这些,正是现代管理学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近代管理学肇端于 20 世纪初的西方国家,发展至今,体系渐趋完备、框架日益成熟。我们目前的管理学研究,基本上没有跳出西方的框架。例如,行为科学作为管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以科学方法对人类行为作出系统的研究,自 1956 年以来,对管理的助益,十分显著。然而行为科学的许多结论,都是根据西方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特征而得出的,诚然有其科学性,但难免也会产生局限性。毕竟,专门拿西方人的行为来研究,只能够明白西方人的行为;这些结论,如何能用到中国人头上如果身为中国企业的管理者,即使熟谙现代管理理论,却不了解中国人的心理倾向、性格气质、言行特征,那还怎么能管好中国人事实上,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管理行为的历史几乎同样久远,并且中国人的行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明显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明显和西方人大相径庭。因此对于管理中国人而言,如果仍然照搬西方的管理模式,食洋不化,那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但有人却认为我们不需要刻意强调中国式管理,毕竟人的行为都是大同小异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看起来也差不多,都有着普遍的共性呀;在西方管用的那一套,想必也能适用于我们,照搬就是了。此话看似有理,但须知中国的风土人情,却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中国人的管理,丝毫不容忽视。哪怕西方管理学“放之四海而皆准”,它既然到了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也得接受中国的改造。只有运用中国人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中国人的问题,才会事半功倍。但是,我们既然要辨析中国式的管理行为,那首先自然要明确,“中国人”究竟应该如何界定,是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会遵从中国式管理行为来行事呢我们这本书里所指的中国人,应该秉持孔子的立场“凡是接受中华文化,以中国文化为依据而言行的人,不论其血统、出生地、国籍如何,都是中国人。”如果根本不重视中华文化,或是鄙视中华文化,不依中华文化而行的人,在这本书里,不把他们界定为中国人。由此看来,要真正懂得中国式管理,就得先了解中国人的管理行为;要了解中国人的行为特征,还是先从中国文化入手吧。宝利嘉管理研发中心宝利嘉文库编辑部陈克祥2003 年 9 月于北京大慧寺第一部分 中国文化纵横谈第 1 节什么才能代表中华文化我们这本书所要探讨的,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行为。如何针对中国人进行有效管理呢首先当然要了解中国人的个性特征。这样一来,有人就要问了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且还有诸多的少数民族,各地的自然地理环境、风俗习惯乃至方言都大相径庭,各个地方的人的性格自然是不一样的,怎么能够一概而论呢但是我们要知道,作为炎黄子孙的中国人,有着共同的祖先,血脉相连。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传承,其影响早已蕴含在我们的血脉里。作为中国人,他的为人处世,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成为中华民族价值观的执行者和实践者。因此可以说,中国人的性格,当然跟悠远绵长的中国文化息息相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而不绝,铸就了中华民族淳厚内敛的民族性格和坚忍刚毅的民族精神。这一切都指导着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和处世态度,当然其中也蕴含了丰富的管理思想,对后世中国人的管理行为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中国人的管理行为,无一例外地要受到中国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影响,深深地打上民族的烙印。所以我们要探究中国人的管理行为,还先得了解一下中国传统文化的要素与特质。中国文化的源流,斑驳庞杂,很难一下子说清楚。但是既然要洞悉中国管理,就不能不先熟知中国文化。下面我们还是来仔细看看,中国文化到底有哪些神奇的地方吧。什么才能代表中华文化身为中国人,我们了解什么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吗说来也许令人汗颜,其实多数中国人,对于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对于我们的祖先所创造的灿烂文化,还是一知半解的。设想一下,如果有一些外国友人,千里迢迢来到北京,目的就是要感受一下雄奇瑰丽的中华文明,领略一番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我们该拿什么让他们开眼呢外国人下了飞机,驱车进入市区,北京的街景是他们第一眼接触到的景观。看看如今的北京,早已是一副国际大都市的气派,鳞次栉比的建筑群、宽阔舒展的街道、错落有致的街区,跟西方国家的城市建设毫无二致,哪里还见得到半点的古都风貌要说跟国外相比最大的区别,无非就是满大街的中国人说着中国话而已,况如今,会洋话的中国人已经越来越多了。外国人仅仅从这些景象中,能领略到中国文化吗当然只是走马观花地看看街景,外国人是不满意的,我们恐怕也会觉得遗憾。在北京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浓厚的地方,总该能找出一些足以代表中国文化的东西让老外见识见识吧。毕竟外国人崇尚科学思维、具有理性头脑,如果列举不出直观的、感性的能代表中华文化的事物,他们岂能认账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和荣誉感,至少也是为了自己的面子问题,我们不免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将祖宗传下的家底在外国人面前夸耀一番。既然问题摆出来了,就得想办法解决。突然我们灵机一动,对了,何不带他们去看京剧呢京剧是我们的国粹,乃中华所独有,尽善尽美、美仑美奂,一定能让老外们为之倾倒且陶醉。可是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外国人在欣赏的时候诚然如醉如痴,但看过后却是一脸茫然“这玩艺又精致又绚丽,可是我什么都没看明白呀。”我们听罢也只得苦笑一声,老实说,京剧连我们自己也未必能完全看得明白,又怎么能苛求于外国人呢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我们突然想起来,中国的文物那么多,随便挑一件都能让老外看得目瞪口呆,下一步何不带他们去逛逛故宫博物院呢那地方集中展示了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一定能让老外流连忘返、叹为观止。于是好容易等到第二天,大家匆匆来到故宫博物院。那些富丽堂皇、威严气派的宫宇殿堂和璀璨夺目、举世罕见的奇珍异宝确实让老外眼界大开,赞不绝口。听到他们的赞美,我们心中也难免得意洋洋。可是,老外们心目中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中国文化。于是他们指着一件青铜器谦虚地问道“请问这个东西又反应了中华文化的什么特质呢”我们想,中国文化蔚为大观,岂是这小小一件青铜器所能代表的,于是连忙摇头;老外还不甘心,又指着一套精美的大烟具虔诚地追问“那这个玩艺总可以代表中国文化了吧”我们更加哭笑不得,这根本就是中华文明的糟粕嘛,怎么可以代表灿烂辉煌的中国传统文化呢就这样寻寻觅觅、问来问去,竟然找不出一件可以代表中华文化的文物,弄得我们最后也信心全无。难道一向为国人引以自豪的悠久灿烂的中国文化,竟然找不出一桩具有说服力的代表性物品让老外心服口服吗第 2 节中华文化的特质空无多有经过前番的奔波劳顿与口舌之争,大家多少都感觉有些底气不足了。对于中华文化的感觉,可能会越发觉得虚无飘渺。是呀,就连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也很难列举出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本质与内涵的事物,岂不愧对列祖列宗于是外国人就会问了,既然找不到有说服力的可以代表中华文化的东西,可见你们的文化听起来丰富多姿,实际上却是空无所有啊,看不见也摸不着,枉称有五千年文明史。有些外国人甚至干脆不客气地说“中国文化,说穿了就是饮食文化吧。我们承认在‘吃’的方面你们比西方人讲究,另外还有一些繁文缛节我们也未必学得来,至于别的就不一定谈得上了。”听到这些,我们能服气吗说实在的,如今人们的头脑,几乎都是崇尚实用的头脑,满脑子装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物。针对一个概念,如果有可以列举的例证装到头脑中,我们就会接受,反之则会怀疑。如果拿这样一个态度来审视中国文化,当然只会觉得它玄妙而且虚妄,好似空无所有一般了。其实中华文化的特质,如同茫茫的宇宙一般,看似空无、实则多有。可能多数人对此不理解,既然“空无”,怎么会“多有”呢我们不妨打一个比方,大家看一个玻璃杯,如果杯子空空,便能装入我们想要的东西;若是杯子不虚,哪里还装得进什么东西呢按照老子的智慧,万物生于有,而“有”则生于“无”。表面上看起来空空如也的东西,其内在可未必空虚。老子曾经有这样的高论一个车轮有十三根辐条,可是中间必须空出来,才好安放车轴。中间空出来的地方,看起来什么也没有,可是正因为那儿什么也没有,才有放置车轴的用处。大家试想,如果自行车的轮子既无轴亦无辐,整个一实心磨盘,看看谁能骑得动再如工匠盖房子,房子中间必须留有空间,人才能住进去。这个空间仿佛什么也没有,可是如果没有这个“什么也没有”的空间,房子就不叫房子了。正是这个空间,使房子具有了人们建造它时所要求的功能。事实上,房子的功能就在这个“空无”上。讲了这么多“有”和“无”的辩证关系,我们可并不想把读者绕糊涂。其实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中,是非常重视“无中生有”这一论题的。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我们这里所指的“空”,不妨当“谦虚”讲,也就是说我们应当保持谦虚的态度,才能够“空无多有”;而这里的“无”,也不一定就是虚无的意思,“无”可以看做“不执着”,即不一定如此,也不一定如彼。其实人们的形式往往会遇到“无可无不可”的情形,这使得我们有很大的弹性空间,增加了很大的灵活性,使我们能变动,却又动而不乱,从而在动态中求取平衡。从个人来看,任何人“谦虚”而“不执着”,便可能不断进步、永不停滞而且日新月异;从文化层面上来看,中华文化空无而不执着,更是有广大的“包容性”。因此数千年来,中华文化不但不排斥外来的文化,反而把外来文化妥善地融合起来,变成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正是由于这种“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铸就了辉煌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第 3 节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国文化从远古流传至今,从未间断过,这一切都有源可溯、有迹可寻、有据可考、有案可察。可以说,中国文化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坚忍的稳定性。在它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当然也吸收了许多外来文化中的有益成分,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中发展,在既往中得以传承可以说,从远古到今天,中国文化虽然本质未移,但其表象的确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么,中国人到底变了没有呢时下倒是有一种很熟悉的说法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知识爆炸的科技时代,社会的变迁十分迅速。因此,时代不同了;时代和环境的变迁,使得中国人也跟着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其实,自有人类以来,哪一个民族不是逐渐在改变每一个民族,都必须随着时代进步,为了生存,势必要日新月异,经常有变化。那么,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变了吗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数千年来中华文明的发展史,由此来看看中国人到底变了没有。根据传统的观点,我们可以把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划分为创造时期、因袭时期、转变时期、成熟时期、发展时期。从先秦时期的三教九流、百家争鸣,直到如今我们国家随着改革开放大业,逐渐融入全球体系;而东西方文明在这个时候同样也在交流、碰撞,乃至于融合。可以说,中国文化一直都是处在发展、变异、继承、延伸之中。循着变化起伏的潮流,我们可以把两千年来的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划分为五大段落创造时期自孔子诞生到秦始皇统一公元前 551前 221 年,为时约 300 年,包括春秋晚期及战国时代,通称为先秦时期。先秦时期的思想文化,以儒、道、墨、法四家为主流。儒家信仰仁义,主张柔术治天下;法家主张废礼而以法治天下,运用的是刚术。这两家都倡导以人力来管理,可称为人为主义者。道家信仰道德,主张无为治天下,清静无为、效法自然,可以称为自然主义者。墨家则主张以墨为道,所谓墨道就是尚同、兼爱、自苦、利人,倡导舍己救人、刻苦自励,可以称为苦行主义者。此外尚有农家主张看民并耕,以平等破阶级;阴阳家提倡阴阳五行,以世运定盛衰;名家主张辨名实、析物理、明荣辱;而杂家则并无自己的中心思想,只是折衷其他诸家思想为主张。儒、道、法、墨虽各立门户,实则交互影响。一般认为儒、墨都重人治,不过儒重君子、墨重贤人。君子指德才兼备的人,往往带有贵族色彩,其品格亦偏重于崇法社会的道德;贤人则多为平民身份,其品格相当于服务的精神与实用的技术。前者重行为的动机,后者重行为的效果。法家重法治,以严刑重罚为主,不免刻薄寡恩。道家则重无为之治,厌弃法令,不尚贤能,以自然为理想。农家的态度近墨,而阴阳家的主张较近于儒。因袭时期自秦汉到宋元前 221公元 1367 年,为时约 1600 年。因袭并不是完全模仿,而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而进展与改易。但因这一时期的管理思想远不如先秦那样富于创造精神,所以名为因袭。由于秦灭六国带来空前的巨变,把分割的封建改变为统一的郡县,将贵族的分权集中为君主的专制。于是墨家衰微,到汉武帝时已经失去“显学”的地位。汉初数十年中,儒、道、法互争雄长。秦始皇用法而抑百家,儒、道依然存在。汉武帝尊儒而黜百家,道、法还能生存。墨家独自没落,其最大的原因,在于不能及时修改师说以适应环境论思想不如儒家,谈鬼神则不如阴阳家,又主张平民色彩,注定要被专制时代所消灭。这一时期的管理思想,脱不了儒、道、法三家的长期争战。法家在秦汉先盛后衰,儒家同样在汉魏先盛而后衰。道家在魏晋一度复兴,儒家在汉代只有独尊的地位却无法垄断全局。此后佛教东来,影响甚巨,但却始终没能改变中华文化的主流。转变时期自明初到清末公元 13601898 年,为时约 500 年。其时正以西方“大航海时代”为肇端,渐渐地西风东渐。到 18 世纪中叶,国门洞开。海通之后,欧洲文化随传教士而来,使中国人心目中昔日大一统的“天下”突然变为世界列国之一,无疑带来了中国人思想观念的空前巨变。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不得不有所因应而革故鼎新。这一时期虽然包括明、清两朝,但是重大的转变,一直到晚清才出现。其时太平天国以反清复汉、奉天博爱、平等尚贤为主旨,本基督教义与民族思想,带来第一波的转变。由于严重破坏中国社会习惯,遭到传统势力的镇压;加之其领导集团内部蜕化变质,对于外来基督教义与固有中华文化都无深切的了解,“学西洋而未得其当强立国的真谛,攻旧习而反醉心于君主政治的恶举”,终告败亡。此后,戊戌维新掀起变法运动最惊人的一幕,希望兼用西洋的政教,可惜后来引起庚子义和团运动,遽而告终。直到辛亥年国民革命爆发,推翻满清帝制、建造民国,才产生了根本的转变。成熟时期这段时期从 20 世纪初开始,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公元 18981949 年,堪称是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成熟时期。民国肇始以来,孙中山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作为中国治政的根本,逐渐开始顺应世界潮流。客观地说,中山先生可谓是把中国带进现代化的第一人。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俗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的模式依样画葫芦,像仿效欧美的机器一样。欧美的机器制造我们可以学会,也可以随时随地拿来使用;但如果像外国机器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体制乃至思想文化全盘硬搬进来,那便是大错。因此中山先生主张“管理物的方法,可以学欧美;管理人的方法,当然不能完全学欧美。”就是希望我们用中国人自己的管理哲学,采纳西方进步的管理工具与方法,开创中国式管理的光明大道。发展时期星移斗转,随着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几经曲折,终于走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终于认识到经济领域没壁垒,管理技术无国界;然而就文化层面来考察,东、西方各异,一度形成所谓“东、西文化冲突论”这一命题。但是应该看到,虽然东、西文化各异,但并不乏相互间的融合与沟通;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方能彼此珍重,相亲而相敬。世界迟早要步入大同,文化的融合与趋同更是不可变更的历史规律。为此,作为中国社会的建设者和中华文化的发扬者,我们应该坚定信念,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发扬并予以创新,并由此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完成时代赋予中国人的使命。铁证如山,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一直在变,而且已经变了五千年,当然不会就此停下来,事实也不允许我们有所停滞。然而,我们不能不从历史的轨迹,明白我们演化的整个过程以及所处的阶段。我们所要做的,乃是顺着先哲们开创出来的大路,勇敢地迈向光明的未来。第 4 节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特征1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蔚为大观。数千年来,它伴随着中国人的发展与进步逐渐成形,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中国人的立身处世、言行举止,似乎无一不体现着中国文化;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每一件什物,几乎也都浸润着浓郁的中华文化。但是一旦旁人问起来,要你用三言两语准确地概括一下中华文化的内涵与特征,恐怕多数人都会瞠目结舌,不知从何说起。毕竟,中华文化支脉太庞杂、流变太频繁,要想真的说出个所以然来,实在是不容易办到。不要说外国人不解,就连中国人自己,怕是也会觉得茫然。前面那几位中国人在老外面前所遇到的尴尬,其实也是不难理解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因为中华文化太丰富、太精深,所以我们觉得实在很难理出一个头绪。而相对浅易的美国文化,就容易理解多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国人的一些日常行为中,提炼出中国文化的精髓。比如说,中庸、和谐、天人合一、经权之道等等,就是很典型的中国文化特征。总体来看,中国文化有如下几点鲜明特征,值得我们注意中庸,是圣人孔子所极力推崇的“至德”,孔子心目中的理想道德叫做中庸。中庸之道,实在是中华民族累积凝成的民族智慧。中庸的精义,似乎不出论语的一句话,那就是“过犹不及”。就是说,万事都不要过分;如果做得过头了,那还不如不做。然而时下许多人所理解的中庸,却成了做事无原则、无标准、和稀泥、不偏不倚、模棱两可、首鼠两端的代名词,似乎奉行中庸之道的人都是庸庸碌碌、明哲保身的好好先生。这实在是对中庸真义的误解。为人如果做到了“中庸”,那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呢。要身体力行“中庸之道”,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度”的把握。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限度,如果超越了限度就不好了,哪怕是好事也会因此而变成坏事。事情做得过了头还不如做不到,这就是“过犹不及”。我们不妨拿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形容词来举例“怯懦”是“不及”,“张狂”是“过”,而“勇敢”则是“中庸”;“吝啬”是“不及”,“奢侈”是“过”,而“慷慨”则是“中庸”;“自卑”是“不及”,“自负”是过,而“自信”则是“中庸”。试问,这样的中庸,又有什么不好呢中庸的现实意义,用现代语言来说,即是“合理化”。朱熹解释中庸说“凡其所行,无一事之不得其中,即无一事之不合理。”管理的中庸之道,正是今日大家所重视的“管理合理化”,要使个人的自由在与组织一致目标之间得到一个平衡,重视团体不必轻忽个人,注重现实同时并不抛弃理想。至于一项措施合理不合理,还要看时空能否配合,所以中庸说“君子而时中”。这里所谓的“时中”,用时髦的话来讲,就是指“与时俱进”,它要求人们行事能适应时代需要,求得能适合此时此地的合理化措施。中庸不是平庸,所以绝非因陋就简,当然更不能随俗浮沉。真正的中庸,必须力争上游,日新月异。首先要坚持“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站在“有所不为”的立场来“有所为”,找到“此时此地最合理的决策”,并且确实尽力去执行。这些看起来很平常,其实要实行的话相当困难。中庸之道还有一层涵义,那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变有所不变”。既不偏激,也不矛盾,时时求其命中目标,符合“时中”的精神。不管是变还是不变,为还是不为,都希望能做得恰到好处,能够不偏不倚、不温不火。只有这样,才算符合中庸。诚然,中庸之道堪称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但却是很难为人所把握好的。千百年来,正因为人们对中庸的片面认识和错误理解,使得国人的行为出现了较大偏差。渐渐地类似于“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一类的谚语流行开来,压抑了人的个性,渐渐地造就了一批温和、谨慎、克制、保守的中国人。他们遇事不敢承担责任,却有着“推”、“托”、“拉”的本事,人人都不敢为天下先。如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管是排队还是走路,多数人更喜欢夹在中间,既不愿领头,当然也不愿意殿后。这或许也算得上是“中庸之道”给国人带来的影响吧。和谐中国人很早就具有“天人合一”的观念,这是一种人与自然有机统一和谐发展的思想。中国人追求的是人与宇宙天地乃至世间万物的和谐与共生。这里的“天”,可以看做是原始的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而这些原则和观念同时也是人心中所固有的。在这个层面上看,“天心”与“人心”是一致的;所以说,“顺天”必“应人”,“应人”即“顺天”,两者事实上是统一的。归根到底,所强调的还是“以人为本”。这应该可以算是中国最原始的“人本主义”观念了。对比欧美的宗教信仰,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西方人相信人是神创造的,凡事都应该服从神的意旨,成为人为神而生的神本主义。欧美的科学文明,又证明人不过是万物中的一种,神是人想象中的产物,根本没有神的存在,以致物质享受高于一切,成为以物为本的物本主义。中国人把宗教当做一种生活工具,神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把科学技术看成生活的另一种工具,科技根本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最看重的,不是神,也不是科技,而是人,从而走出了一条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之路。中国人最了不起的地方,大概就是以“和谐”代替“斗争”,用“互助”代替“竞争”。“拿和谐来解决问题”成为多数中国人不变的特色,使得中国文化中,“和合性一向大于分别性”。管理的和谐性,最要紧的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相互间的安和乐利。双方一旦产生严重的抵触或对立情绪,就意味着会失去中国管理的基本精神了。然而和谐并不反对竞争,天下事非竞争不能进步。但是中国人懂得“用让来争”,和合当中有竞争,争到不伤和气而又圆满解决问题,这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了。因而,中国人特别重视和为贵。有道是,“君子和而不同”,尽管大家可以有着不同的看法,却不可不在和谐的气氛中找出孰是孰非。组织成员,不可以为反对而反对,但是基于共同的目标,提出一些积极性、建设性的异议,有助于集思广益,这才是组织进步与发展的动力,非常必要。但是,万一事物之间达不到协调的立场,那该怎么办呢。我们深知一切都可能有矛盾,但是矛盾可以促成变化,带来进步。然而矛盾未必就一定意味着对立、冲突,它往往可以调和、化解掉。西方人最佩服中国人的地方,便是这个“化”字,一切矛盾统统化掉,化得好像没有矛盾一样。从表面上看,多数中国人凡事习惯于讲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似乎是马马虎虎把事情处理完毕,有草率的味道。实际上我们是透过良好的协议,先把事情分解成若干症结,然后逐一化解,才可能大事变小事,小事变无事。这就是中国人的“求和”思想。“求和”包括着爱好和平、追求和谐、待人和气等几方面,性格上也就表现出平和、宽容、顺从、团结、依赖等特征。另一方面,就中国人的个性心理特征而言,由于受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在性格气质上历来都表现出求和的一面,“以和为贵”成了大多数中国人进行社会交往所恪守的信条。所以世所公认,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国民讲究谦恭礼让,从不好勇斗狠,时时刻刻至少在表面上都不忘了一团和气。追求和谐是中国人求和心理的又一大体现,一方面,中国人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不把自然界看成是一种敌对力量,而把它看成是和人类相辅相成的,即相互依靠、相互成就的密切关系。所谓天人合一,就是天人有统一的关系。而西方人则推崇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往往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把自然看成是敌对力量。此外,中国人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讲究伦理道德,重视人际关系。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道出了中国人际关系的共同心理。只要人心团结,事业自然会无往而不利。易经有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便是“和为贵”的生动诠释。因此,大多数中国人在社会交往中都以“和为贵”作为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和”不仅是家庭和睦、社会安定的基础,同时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大家对“将相和”的故事,应该都不陌生吧。战国时候,赵国得和氏璧,秦国愿以十五城易璧,赵王为此进退两难,宦者令缪贤荐其舍人蔺相如出使秦国,蔺相如凭其机智,完璧归赵。后来在渑池之会上他又为赵取得外交胜利,其官职位居猛将廉颇之上,廉颇不服,宣称要面辱蔺相如。蔺相如为此常躲避廉颇,还向自己手下解释说应当“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闻之,负荆上门请罪,二人遂结为生死之交。秦国见蔺廉二人团结一心,数十年不敢侵略赵国。“将相和”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保持强盛,政府中主要成员必须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彼此互相尊重、互相信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对企业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如果企业的中层人员有分歧、闹对立,往往是最棘手的,危害也最大。第 5 节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特征2感应中国人受自身文化传统的影响,同时也基于人的本能,行事前总要问个吉凶祸福。毕竟趋利避害、趋吉避凶,乃是人之常情。甚至中国一度有不少人专以替人预测凶吉、指点迷途为业,也就是所谓的“相面算命”,深为国人所笃信。而中华原典周易,某种程度上便是一本教人预测吉凶祸福的书。如果将这些一概斥之为“封建迷信”,似乎也很难说得通。如何预测未来以趋吉避凶,有赖于感应。中国人早就知道,利害跟吉凶并不是准确的对应关系,利可能吉、也可能凶;而害亦如此。与其为了求取邪利、暴利招来凶祸,不如承受小害以期大吉,这就是“吃亏便是占便宜”的道理。吉凶必有征兆,要用诚心来感应,所以中庸说“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防之;至诚如神。”感应的具体表现,叫做“知细”,就是指要能体察到一些微小的事物,从很小的端倪或征兆推测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古人云,“明察秋毫之末”,“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便是“知细”的体现。孔子说,能辨析事理于细微的,可算得神圣的人物。君子上不奉承权贵,下不慢渎贫贱,不为小人所利用而受其牵累,可算是知细了。“细”指微渺难见的动机,吉凶的先兆。君子于是非善恶之间能合理取舍,能辨析细微、当机立断,决不拖延。“知细”才能够“见细”,于是才会有“先见之明”,于是对于一切问题,都能够轻松愉快地应付裕如。对于管理者来说,如果不能知细,难免会使决策居于盲目,这样势必导致轻举妄动,使管理行为失效,甚至招来灾祸。管理者能够知细,事先看出预伏的危险,便能够及时防微杜渐,使许多小问题化解掉,就不会形成大问题。老子说“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都是希望我们知细、见细并及早思患预防,以趋吉避凶,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居安思危”。这也就是说对管理者而言,对任何问题,当其微小时,即予以有效处置,便是最理想的管理态度。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中国人务实,这是不争的事实,一部分中国人乃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中国古代技术领先而科学落后,就是“实用主义”的后果之一。中国从来都不乏能工巧匠,但有几个能在理论上有高深造诣的中国人注重能够直接给生活带来好处的技术领域的探索和革新,却从来没有建成过一套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不无遗憾。中国人诚然很聪明勤奋,而且也善于学习。但传统的中国人学习的目的,乃是为了求取功名,将来好谋得一官半职、光宗耀祖。无论是“格物致知”也好,“修身养性”也罢,看似注重的是个人修为,而它们的落脚点,最终都在“治国平天下”上面。可见中国人的行为大都有其明确的动机,这纯是因国人的“务实”精神所致。此外,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具有现实主义特性。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宗教,仅有的一个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其理论中也夹杂了许多世俗化的东西,它并不像佛教那样提倡清心寡欲、舍己度人,而是对人生采取了一种更为超然放达的态度。即使是超凡脱俗的佛教,一来到中国,也往往被世俗化、功利化了,例如产生于中国的所谓“净土宗”,就背离了“艰忍苦修”的佛教传统,使之具有了“中国特色”。即使这样,许多中国人对宗教也都是漠不关心的。中国人完全沉溺于世俗的兴趣之中,沉浸在感性的生活之中,因此他们的生活完全是唯物质主义的,他们热切追求富裕和享受的快乐而无暇他顾。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人,是不会轻易信奉鬼神的。因为论语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既然孔夫子都敬鬼神而远之,那还有多少人会对虚无飘渺的神灵顶礼膜拜呢其实对中国人来说,宗教不过是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嗜好所追逐的时髦而已。不像当代信奉某种宗教的人,一生下来就必须信仰某种宗教,就要成为教徒,丝毫不能有个人选择。通权变达中国人做事,从来不固执一理、毫无变通,但中国人也向来看不惯那些圆滑机巧、见风使舵的人。中国人的行为讲求实用,在某种程度上很好地贯彻了“实用主义”。这种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的心态和理念得以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繁衍至今。然而,中国的文化传统也向来不提倡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我们的祖先并不讳言“君子爱财”,但是在这个前提下,还必须“取之有道”。由此可见,这里所提倡的,就是一种通达权变的务实精神。中国人诚然有传统、务实、固执乃至保守的一面,恪守礼教很少变通,但是同样也很强调“权变”的重要性。孟子就十分推崇“权变”精神,而反对偏执迂腐、头脑僵化的做法。他举了如下的例子中国虽然讲究“男女授受不亲”,但是也有“嫂溺叔援,权也”的说法。意思是,在通常情况下,和自己的嫂子进行身体接触是不合礼仪伦常的,但是如果在嫂嫂落水、即将溺毙的紧急情况下,就不能死守“男女授受不亲”的教条,而应果断地施以援手。这可以认为是中国最原始的“权变”观念。中国人把这一套权变的理念归纳为四个字,即“执经达权”。这里的“经”指的是惯常的原则和制度,而“权”自然就是权变。中国人的务实精神,一切都体现在这四字之中。要求我们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灵活机变,既不能事事都遵循一理,不敢稍加变达,也不能遇事毫无章法,甚至进行无原则的妥协。乐天知命2003 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 SARS 风暴肆虐祖国大江南北,给民众的心理造成了不小的恐慌。不过从这场危机中中国人普遍反映出的心态来看,多少也能看出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很多中国人在这场风波中并没有显得惊惶失措、人人自危,他们的心态倒是显得很乐观,并不认为非典能对自己有什么威胁。随便找个网上论坛看看上面的言论,你会发现非典时期的典型论调,正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有些人对这种心态大加贬斥,认为是一种消极蒙昧的“侥幸心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未尝不是一种豁达开通的乐观主义精神。多数中国人好像都很信命,把很多事情都看做是天意的安排。这样一来,似乎很多人的主观努力,在天命面前,都是徒劳的。人们只要心安理得地服从命运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你的行为符合伦理道义,上天就一定会善待你。这样的天命观,多少有些消极无为,常被人指责为是典型的“逆来顺受”,却符合多数中国人的心态。一些中国人遭到了打击以后,总喜欢首先把责任推到“天”的头上,先“怨天”,再“尤人”。中国人对于天命,最典型的思想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的富贵、荣辱,乃至生死,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人还要争什么呢所以在一些中国人看来,乐天知命、顺乎自然之道,是他们人生态度的基本出发点,同时也是他们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生存与死亡等一系列现实现象和现实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人是自然界和宇宙的一分子,人的生命只是自然运动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环节。人的一切活动,当然最好要遵从天命。中国古人的“天命观”相当浓厚,认为天命不可违抗。每当事情遇到挫折,总是无可奈何地叹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时候,在上方谷用火攻计困住司马懿的大军。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却不料天降一场大雨,顿时浇灭了进取中原、复兴汉室的希望。这个时候,孔明只得老泪纵横,仰天长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话说当年楚霸王自刎乌江的时候,也是长叹一声“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可见古人也是很有趣的,如果成功了,自然那是老天保佑;如果不幸失败了呢,还是要怪罪到老天头上,反正没自己什么事,让人觉得“皇天不佑”是事情没成功的好借口。即使到现在,有些中国人遇到什么不顺的事,往往也会大呼“天哪”。就跟西方人常挂在口头的“MyGod”似的。可是,就是老天再对不住你,你又能怎么样呢还能把天捅个窟窿不成要是真的触动了老天,那可不是好玩的。传说中倒是有一位神话人物共工,一气之下怒触不周山,导致天倾地陷,结果引来了旷世浩劫,这就是人与天作对的结果。但如果人们过于遵从天命,或者认为,反正一切都会有上天安排,自己的一切抗争都无济于事,从而心安理得地接受命运的摆布的话,无疑是一种十分消极的态度。而传统的中国人中,持这种心态者大有人在。他们面对社会的不平或制度的黑暗,很少主动站起来要求改变只有当忍无可忍的时候,才会爆发农民起义,这是特例,也是极端;只要不直接威胁生命,一切都可以忍受并屈从,并且把希望寄托在来世。中国的老百姓当惯了“顺民”或“良民”,他们能做的,只能是祈祷上天能给他们带来一两个青天大老爷。就像包拯包青天,海瑞海青天那样的;或者期盼上天能降生一个好皇帝,能勤勉政务、体恤万民;或者又期望能出现豪侠义士主持公道,劫富济贫、除暴安良。总之,他们都是把希望寄托在上天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总希望能发现什么“救世主”,帮助他们脱离苦海。中国的老百姓,最顶礼膜拜的,不是法力无边的如来佛祖,不是至高无上的玉皇大帝,而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南海观世音菩萨,可见他们的精神寄托何在。第二部分中国人的性格和气质第 6 节社会化性格社会化性格又称为社会取向性格,是指个人心理上表现出来的一种依循于社会和他人的态度而做出反应的性格。例如有些人过于看重社会或者旁人对自己的看法,一言一行都尽量合乎社会的标准、遵循社会的规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没有独立的自我价值判断,个人的道德观建立在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基础上。传统的中国社会就是一个这样的典型。直到今天,对中国人来说,社会的观念仍然严重影响着个人的观念,个人的思想、看法和见解总是努力和社会相一致,个人的行为总是尽力在社会所能理解和允许的范围之内。这就是中国人的个性中所反映出来的典型的社会性。中国人的社会化性格是普遍的,“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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